無論在財務會計理論研究中，還是在財務管理理論研究中，對于目標的研究都是核心的根本性的正如美國會計學大師亨德里克森在其所著的會計學巨著《會計理論》中所指出的那樣，“任何理論研究的起點都是提出研究的界限，確定研究的目標，財務會計也不例外。”目標的確立關乎某一理論體系的構建和發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作為存在著密切聯系的兩個學科體系，財務會計和財務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本身就很耐人尋味，而在兩個學科體系內均為研究熱點的“目標”問題，應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本文旨在探討財務會計目標確立背后的財務管理動因。

　　1　財務會計的目標

　　對財務會計目標的開創性的理論研究來自于美國，直到1953年，美國會計學家斯朵伯斯（G.JStaubus）將會計目標作為其博士學位研究課題的內容，開創了將會計目標作為直接研究對象的先河1960年，一篇題為《研究方法論和會計理論構建》的論文首次談到會計目標研究的重要性。1966年，美國會計學會（AAA）出版了《基本會計理論說明書》對會計目標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時這份說明書，也最早權威性地使用了會計信息系統的概念，由此美國會計理論界開始對會計目標理論研究引起重視，在整個20世紀70、80年代財務會計目標的研究均成為熱點。

　　迄今為止，美國會計學界對會計目標的研究形成了兩個有代表性的觀點，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受托責任觀的思想萌芽，起始于會計的產生階段，但作為一種系統的理論，卻是在公司制和現代產權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制企業的建立，特別是股份制公司的出現，是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得釉分離，公司的所有者將企業交由職業經理人員經營，從而成為委托方，而職業經理人員接受委托經營公司而成為受托方。兩者之間便建立起委托—代理關系，這樣基于財產所有權上的受托責任便得以確立。“受托責任觀”認為財務會計的目標既是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同時由于最有效的反映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信息是關于經營業績的信息，故而財務報表應以反映經營業績及其評價為重心。

　　“決策有用觀”是美國會計學界在批評古典會計學派只注重會計數據的準確性而忽視會計信息對決策的有用性的基礎上形成起來的。爾后，隨著美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顯得日益重要，這為決策有用觀的進一步確立提供了基礎條件。在決策有用觀看來，會計的目的就是為了向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對他們決策有用的信息，而對企業決策有用的信息主要是關于企業現金流動的信息和關于經營業績及資源變動的信息。在美國資本市場迅猛發展的推動下，決策有用觀逐漸成為主流，美國會計學會，及以后的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均支持這一觀點。

　　2　財務管理的目標

　　在財務會計的目標為人們所認識，研究，進而成為熱點的同時，同樣是在美國，人們對財務管理目標的認識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飛躍。

　　二戰后，隨著財務管理論逐步轉向關注企業資本的合理分布以及有效資本市場條件下企業的作用，并將注意力集中于融資決策，資本預算，幫助一個企業最有效的分配資金從而是經營收益最大化，而相應出現凈現值最大和資本成本最小化等理財目標。當他們的影響遠不及隨后出現的股東財富最大化及公司（價值）財富最大化理財目標。

　　1958年，莫迪利尼和米勒發表的那篇著名論文，引發了有關財務結構是不是對普通股有影響的長期爭論。他們經過有利的論證認為，應該以普通股市場價值最大化作為公司的第一目標。由此確立了股東財富最大化理財目標的基礎。

　　3　從代理理論的角度看財務會計目標和財務管理目標

　　考察財務會計目標和財務管理的目標理論研究的演進，可以輕易地發現財務會計目標背后隱含著深刻的理財動機，從產權制度變遷和代理理論的角度來研究這一問題會有更清晰的認識。

　　3 .1　受托責任與股東財富最大

　　在西方，受托責任觀的概念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基督教的教義，一切財產歸上帝所有，人類是否擁有這些財產的使用權，取決于他是否有效的管理與經營上，這樣人類就對上帝負有受托責任。在封建社會一切土地歸國王所有，一些封建地主接受國王委托，取得土地的使用權，他就對國王負有了受托責任；同樣，他將這些土地轉租給農民，這些農民又對地主負有了受托責任。這被認為是原始的委托—代理關系。而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委托—代理關系擴展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導致經濟學家對之進行不遺余力的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權理論和代理理論。

　　而將受托責任確立為會計的目標，正是由于人們對建立在現代產權制度上的企業的定義有了新的認識，即企業是一組契約關系的聯結，而這種契約就是代理關系。在這種契約下，以個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個人（即代理人）代表他們來履行其某些服務，包括把若干決策權托付給代理人。而股東財富最大化理財目標恰恰是反映了代理問題的經濟學含義。職業經理接受股東委托，經營企業，以謀求股東財富最大。而這一理財目標恰恰又是職業經理（代理人）對股東（委托人）的受托責任。那么，在這一代理關系中，如果委托代理雙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不會總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行動，既存在著所謂的道德風險。為約束代理人的越軌行動，使其利益偏差有限，委托人必然要對代理人進行適當的激勵和監督。而委托人據以采取激勵和監督的主要依據就是企業的會計信息，從代理人的角度看，其受托責任履行情況，以及其企業理財目標的實現程度，無疑主要通過會計信息以使委托人獲悉。于是在這一委托代理關系之下，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促使企業會計信息的呈報以反映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為主。會計作為處于委托代理雙方之外的第三方，就應客觀真實的對職業經理經濟決策行為的后果給予記錄、反映、呈報。由此可以看出，在現代企業中，委托—代理關系的出現，使職業經理人員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經營理財目標，從而使得財務會計必然要以反映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為目標。

　　3 .2　決策有用與企業價值（財富）最大

　　然而，隨著資本市場的迅猛發展，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產權關系也經歷了深刻的變遷。一個突出的特征是：所有權關系被極大淡化了。股東只是具備法律意義上的所有者身份，在更多的情況下，股東更像個投機者。他所關心的不過是股票行市的漲跌，而公司的管理及其績效反而退居其次了。而相反，企業的管理者對公司的經營績效則更為關注，因為他們的個人地位，家庭生活，受別人尊重敬仰的心理期待，莫不與之有關。當股東對企業的經營活動不滿時（這通常表現為股票價格的下降），自然會拋掉手中持有的股票。在企業理財目標的追求過程中，經營者成為至關重要甚至唯一的力量，這樣便出現了經理人員控制的所謂經理式企業。

　　產權結構的這一變化，對企業決策和目標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企業或經理式的企業不再具有新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利潤最大化目標。而經理層的目標是企業的長期穩定和穩步增長。短期的最大化利潤對他們而言已不再具有吸引力。他們的目標是確保設備的連續運轉和穩定的原料來源，確保銷售穩步增長，開發新產品和服務，確保自己晉升和名譽以及各種既得利益。因此，職業經理們成了一種使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的持久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的出現就顯得順其自然了。

　　在考察這種產權結構下的委托—代理關系。很明顯股東的分散使得委托代理關系中的一方———委托方———已經變得模糊。但這并不是說代理問題不存在了，代理成本徹底消失了。無論怎樣只要人的私欲存在，代理成本就不會消失，只是代理沖突被淡化了。由于所有權的淡化，財務會計沿用受托責任觀的目標自然就不合時宜了。經理人竭盡所能實現企業長期穩定，健康成長，自然希望將這一信息傳遞給企業的投資者，債權人，以增強其信心。而投資者債權人進行決策需要了解的信息，當然主要是以會計報表反映的企業的會計信息。因此，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便成為會計的主要任務，從而決策有用觀取代受托責任觀也就成了大勢所趨了。由此可以看出，決策有用觀的確立，無疑是企業價值最大化理財動因推動的結果。

　　至此，上文分析了財務目標確立背后存在著企業理財的動因的推動。難以否認，企業發展的每一時期，企業的經營者欲傳遞給所有者有關其在理財目標指引下所采取的經濟行為的后果的信息，而正是這種意圖影響了會計信息呈報的價值取向，從而導致不同會計目標的確立。但觸發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財產權利制度變遷。

　　理財目標的改變決定了財務會計目標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