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大企業稅務風險中，我們無疑應該充分借鑒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但是，借鑒不是簡單模仿，而是結合中國國情科學引進，有選擇地吸收。換句話說，就是要給國外先進經驗這塊“洋奶酪”加上中國味道。

　　隨著大企業對稅收和經濟的貢獻度越來越高，其稅法遵從度對國家稅收乃至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因此，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專門的大企業稅收管理機構，采取科學有效措施，管理和控制大企業稅務風險。如美國開發了篩選和工作量分類系統，并通過與稅務專家協作，持續更新公司風險評分模型，評估風險。英國通過客戶關系經理、大企業論壇、問卷調查、評估反饋以及風險評估模版等方式來進行稅務風險評估，改進大企業稅收管理。澳大利亞針對某個行業、某個交易或者整個稅基，按照風險的高低程度，實施不同的管理戰略。

　　目前，我國的各級大企業稅收管理機構也已經基本成立，并力圖逐步改革傳統的稅收管理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做法是一個重要課題。在此之前，有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那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可能會造成西方某些先進的稅收管理經驗無法完全“中國化”。

　　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與文化，而西方現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法律與制度。在管理方法上，西方講究條理性、規范性和可操作性，管理模式是分解式的，分工明確，每一件事情都有明確的評判標準，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只專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通過過程積累實現最終的工作目標。中國注重人與人協調，每個人不僅要做好事情本身，同時還要考慮如何讓上下左右都滿意，追求利益的平衡與結果的和諧。在分析方法上，西方強調實證性，或者說客觀性，中國人注重經驗性，或者說主觀性。西方強調用數字說話，中國認為“人人心中都有一桿秤”。西方的分析方法目的是發現稅收管理風險的點，中國的傳統分析方法強調發現風險的源頭。

　　另外，中國的大企業稅收管理環境，也有著諸多不同于西方的特點。一是我國的大企業以國有企業為主，國有企業的運營以及并購、重組，多帶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色彩，與西方的自下而上的市場和內部推動不同，考慮更多的是國家戰略，產業布局，風險管理在其中只能算是一個小配角，就更不用說稅務風險了。二是我國的大企業中處于壟斷行業的較多，市場競爭不充分，導致在稅務風險評估中缺少公允價值的參考，風險預警等指標體系無法準確建立。三是我國大企業對風險的認識程度不夠，企業的抗風險能力較弱，罹患“大企業病”的中國企業當風險變為現實時，往往“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因此，風險出現的可能性和后果的嚴重性要比西方高許多。四是我國各部門協作機制未能有效建立，中介機構不發達，第三方的作用無法發揮，社會誠信體系還不完善，這些都說明我國全面引入西方大企業稅務風險管理模式的條件需要進一步成熟。

　　因此，在制定大企業稅收管理的政策和措施時，應充分考慮中國國情，“奶酪味”不能太濃。“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如果沒有歷史的積淀，引進一些先進的管理理念有時可能只是空中樓閣。“拿來主義”的關鍵在于消化吸收，“知之不明，則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則行之不成”。西方的大企業管理理念固然先進，但理解其思想，洞悉其精髓是前提，不能消化吸收，再好的“奶酪”享用時也會“水土不服”。

　　具體來說，西方推崇定量分析，強調科學性，講究建立研究假設，收集精確的數據資料，然后進行統計分析和檢驗，稅務風險管理中大量采用調查問卷、風險評估、風險測試等實證分析方法。而中國人習慣定性分析，強調經驗與歸納，采取訪問、觀察和資料收集等方法，依據主觀的理解和抽象思維進行研究，稅務風險管理中多采取訪談、檢查等非標準化程序。大量的事實證明，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都是建立在相對的基礎上的，二者不能孤立來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結合起來使用才有意義，沒有定性的定量，那是子虛烏有;而沒有定量的定性，則是夸夸其談。因此，在大企業稅務風險管理中要為“洋奶酪”加上中國味道，就不能忽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

　　“治人以法”不如“教人以德”。道德文化不是一種強制性的力量，但它的作用發揮本質上是靠吸引，具有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特點，并且具有極強的滲透力，常常可以解決法規、制度無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在充分吸收西方國家先進經驗的同時，我國稅務機關應該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與價值觀，滲透于大企業的稅收法制、稅務執法、稅收征管和納稅服務之中，形成一個國家稅收管理的完整體系，促進納稅人對稅務價值觀的認同，形成以誠信納稅為榮，以逃避繳稅為恥的社會風尚，從而實現納稅人自愿遵從納稅的目的。從道德文化的角度來看，稅務機關的整體形象越是有吸引力和親和力，納稅人的納稅遵從意愿越強，稅務機關對大企業稅務風險的管理就越容易。

　　總之，如果把西方的管理方法比做人的骨骼，那么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便是血與肉，中西方管理文化有機結合才能成為血肉之軀，才能真正走出一條符合我國國情的大企業稅務風險管理之路。